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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318章 光绪帝 改革的希望与悲剧的宿命（第1页）

一、入承大统

同治十三年（1874年）的冬天，对于清朝来说是一个充满变数的季节。这一年，年轻的同治皇帝不幸病逝，享年仅十九岁，且未留下子嗣。这使得清王朝面临着一个严重的继承危机，因为同治帝是咸丰帝唯一的儿子，他的去世意味着咸丰一系的血脉中断。

同治帝驾崩的消息传开后，一场关于皇位继承人的讨论迅展开。慈禧太后，作为同治帝的母亲，拥有极大的影响力。在她主持下，一场紧急会议在养心殿召开，与会者包括了同治帝的几位亲叔叔以及朝廷中的重要大臣们。在这次会议上，出现了几种不同的意见，有的提出应该从远支宗室中选择一位继承人，但是慈禧坚决反对这一提议，认为远支的亲缘关系不足以保证其对皇权的忠诚和支持。

最终，慈禧选择了自己的外甥、醇亲王奕譞的次子载湉作为新的皇位继承人。这一决定不仅是因为血缘上的亲近，更重要的是，慈禧希望通过这样一个年幼的皇帝来继续掌控朝政。当时只有四岁的载湉成为了清朝的新君主，即后来的光绪帝。

这一决定对醇亲王奕譞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冲击，他在听到消息后悲痛欲绝，甚至当场昏厥。然而，无论是出于对慈禧太后的敬畏还是对现实情况的无奈接受，奕譞最终接受了这一结果。

随着光绪帝的登基，慈禧太后与慈安太后开始了共同垂帘听政的时代。慈安太后居住在东六宫的钟粹宫，被称为“东太后”，而慈禧则居住在西六宫的长春宫，被称为“西太后”。年轻的光绪帝则住在养心殿，开始了他的统治生涯。

醇王府因载湉的登基而成为了一处具有特殊意义的地方，后来被称为南府。而奕譞本人也被赐予了新的王府，位于后海北沿，称为北府。

二、少帝时期

光绪元年至光绪十二年间，是晚清历史上重要的过渡期。这段时间见证了小皇帝载湉的成长，以及一系列国内外的重大事件，其中包括清军收复新疆、中法战争等。

光绪元年（1875年），年仅四岁（实际年龄不足四岁）的载湉正式登基，由慈禧太后和慈安太后共同垂帘听政。载湉的即位标志着清朝进入了新的统治阶段，尽管他年纪尚幼，但象征着皇权的延续。这一年，清廷内部经历了人事调整，同时外部环境也在生变化，如英国通过马嘉理案强迫清政府签订了《烟台条约》，进一步侵蚀了中国的主权。

随着光绪帝逐渐长大，他的教育问题成为焦点。光绪二年（1876年），载湉开始在毓庆宫接受教育，由翁同龢和夏同善担任老师。载湉勤奋好学，得到了慈禧太后的赞赏。然而，他的成长过程中，亲情与君臣之礼之间的冲突也逐渐显现。

光绪三年至四年（1877-1878年），清廷在左宗棠的领导下成功收复了新疆，这是清朝对外扩张的一次重大胜利，巩固了边疆的安全。左宗棠也因此被封为二等侯，彰显了他在军事上的贡献。

进入光绪五至七年（1879-1881年），国际形势变得更为复杂。日本占领琉球群岛，将其更名为冲绳，并将琉球国王尚泰流放至东京，这是东亚地区权力结构变化的一个标志。同时，清廷与俄国在伊犁问题上的交涉也十分紧张，最终派遣曾纪泽前往俄国重新谈判条约。

到了光绪九年（1883年），法国入侵越南，中法战争爆。清廷命令李鸿章回到北洋部署海防，加强了对法军的防御。战争期间，刘永福领导的黑旗军在河内取得了胜利，展示了中国人民抵抗外来侵略的决心。

光绪十年至十一年（1884-1885年），中法战争持续进行，最终以法军的撤退告终。这一时期，慈禧太后对朝廷进行了大规模的人事调整，如罢免了恭亲王奕欣的职务。此外，新疆被正式建为行省，台湾也升格为行省，显示出清廷对边疆管理的重视。

光绪十二年（1886年），载湉虚岁十六，根据传统观念，他已经具备了处理政务的能力。这一年，清廷设立了总理海军事务衙门，任命醇亲王奕譞负责海军事务

三、亲政波折

光绪帝的亲政之路充满了曲折与挑战。早在光绪十二年（1886年），慈禧太后在表面上宣布了光绪帝即将亲政的消息，但实际上，她已经在为亲政后的控制权做准备。醇亲王奕譞作为慈禧的心腹，很快领会了太后的意图，并在慈禧布亲政公告后不久，就提出了所谓的“训政”模式，即所有的决策都需要先得到慈禧太后的指示，然后再由皇帝执行。这种模式实质上与之前的垂帘听政并无太大区别，依然保持了慈禧对朝廷的绝对控制。

光绪十三年（1887年），光绪帝开始所谓的“亲政”，但实际上，他的一切行动仍旧受到慈禧太后的严密监控。慈禧为了进一步巩固自己对光绪帝的影响，还将自己的侄女叶赫那拉氏嫁给了光绪帝，后者成为皇后，也就是后来的隆裕太后。通过这样的安排，慈禧确保了即使在名义上归政之后，她仍然可以通过家庭纽带来影响甚至是控制皇帝。

到了光绪十五年（1889年），慈禧太后终于在形式上完成了归政程序。然而，慈禧并未完全退出政治舞台，而是搬到了颐和园，继续保持着对朝政的影响。为了确保光绪帝不会脱离她的掌控，慈禧在人事任命上依然倾向于那些对她忠诚的大臣，导致光绪帝亲政初期面对的几乎是慈禧听政与训政时期的旧班底。

为了随时掌握光绪帝的情况，慈禧甚至要求将光绪帝的书房移至颐和园附近，并规定光绪帝每天都要到颐和园向她请安汇报工作。这种安排实际上是对光绪帝亲政权的一种限制，使得他在处理政务时不得不考虑慈禧的意见。

尽管如此，随着光绪帝逐渐成熟，他开始尝试展现自己的政治抱负。光绪帝与慈禧太后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日益加剧，尤其是在涉及国家改革和展方向的问题上。慈禧虽然试图继续控制光绪帝，但这位年轻的皇帝在一定程度上也开始寻求自主，这种努力与慈禧的保守立场产生了冲突。

四、拒和主战

光绪十六年（189o年），随着驻美公使张荫桓的归来，光绪帝对西方世界有了更深的认识。他开始思考如何改变中国的积贫积弱状况，特别是读了冯桂芬的《校邠庐抗议》之后，萌了改革的念头。与此同时，光绪帝对日本明治维新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，索取了驻日公使参赞黄遵宪的《日本国志》，试图从中汲取改革的经验。

然而，改革的道路并非一帆风顺。光绪二十年（1894年），随着甲午战争的爆，中日之间的紧张局势升级。日本以保护侨民为借口，增兵朝鲜，并蓄意挑起中日战争。面对日本的挑衅，光绪帝及支持他的帝党成员从中华民族利益出，认识到了战争的严重性，积极筹备抗战，并多次下诏令李鸿章等大臣做好战斗准备，反对李鸿章请求列强调停的做法。

同年六月，光绪帝下令翁同龢和礼部尚书李鸿藻参与军机处事宜，共同商讨对策。会上，翁、李二人提出了备战御敌的建议，并得到了认可。然而，日本方面早已做好了战争准备，并在六月二十三日突然袭击了“高升”号轮船，引了丰岛海战，面对日本的侵略行为，朝野上下呼吁抗击的声音越来越高涨，光绪帝也决定对日宣战。

然而，尽管光绪帝多次下令加强军事部署，但由于种种原因，前线作战并不顺利。中国军队在牙山、平壤等地接连失利，尤其是威海卫战役中，北洋舰队几乎全军覆没，这使得清廷陷入了更加被动的局面。

光绪二十一年（1895年），在巨大的压力之下，清廷最终接受了战败的事实。三月二十三日，李鸿章在日本与日方草签了《马关条约》。由于条约内容苛刻，光绪帝表示无法接受，但最终在慈禧太后的压力下，被迫签字批准了条约。条约的签署不仅标志着甲午战争的结束，也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屈辱和损失。

条约签订后不久，康有为联合在京参加会试的举人们，起了着名的“公车上书”，呼吁拒和、迁都、变法。这份上书最终送到了光绪帝手中，引起了他对变法自强的强烈共鸣。光绪帝命令将上书内容抄录副本，并分给有关人员和部门讨论，这表明他有意推动改革，以求雪耻自强。

然而，改革的道路并不平坦。尽管光绪帝支持变法，但在保守势力的强大阻挠下，真正的改革并未能够全面展开。尽管如此，“公车上书”和随后成立的“强学会”依然为中国未来的改革种下了希望的种子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