八、北洋始末
早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期间,李鸿章就已经意识到西方先进武器和技术的重要性。同治二年(1863年),他利用上海富绅的资金,引进了洋人的机器设备,创办了上海洋枪三局,这是中国第二个近代军工企业。在担任北洋大臣期间,李鸿章进一步推动了洋务运动的展,创办了江南制造局、天津机器局、轮船招商局等一系列企业和机构。他对日本的扩张政策有一定的了解,因此被认为是朝廷中的“知日派”。
自同治十三年(1874年)起,李鸿章提出了“海防论”,强调列强的威胁主要来自海上,积极倡导建立近代化海军。从光绪五年(1879年)到光绪二十年(1894年),北洋水师逐渐展壮大,成为当时亚洲最强大的舰队之一。然而,由于清廷内部的腐败和资源分配不均,海军的建设在一定程度上陷入了停滞甚至倒退的状态。
光绪十年(1884年),朝鲜爆了“甲申政变”,日本趁机出兵朝鲜。次年(1885年),李鸿章与日本相伊藤博文签订了《中日天津会议专条》,规定如果朝鲜生重大事变,中日双方出兵需要事先通知对方。这一条约实际上为后来的甲午战争埋下了伏笔。
光绪二十年(1894年),朝鲜爆了东学党起义,朝鲜政府请求中国出兵帮助镇压。李鸿章过于信任驻朝专员袁世凯的报告,认为日本不会有所行动,遂派直隶提督叶志和太原镇总兵聂士成率军15oo人赴朝,并按照《天津会议专条》通知了日本。然而,日本迅向朝鲜增派了大量军队,在朝鲜的兵力增至8ooo余人。随着起义被平定,清廷提议双方撤军,但日本要求两国军队共同管理朝鲜,清廷拒绝了这一要求。
为了应对日本的威胁,李鸿章试图通过英、俄两国进行斡旋,但未果。最终,清廷决定调派陆军进入朝鲜,与日军抗衡。同时,李鸿章还租赁了英国船只高升号运送部分清军。然而,六月二十三日(7月25日),日本海军在丰岛海战中突然袭击高升号,造成大量清军伤亡。日本海军还袭击了清军的济远号和广乙号军舰,导致广乙号沉没,济远号逃回威海卫。
清廷在无法忍受的情况下,决定对日宣战。但由于入朝清军尚未集结完毕,导致多次失利。八月十六日(9月15日),清军在平壤与日军激战数昼夜后溃败,总兵左宝贵战死,统帅叶志等逃回国。日军随后越过鸭绿江攻入辽东,接连占领辽东要地,并渡海进攻山东荣城、文登。
八月十八日(9月17日),北洋舰队与日本海军在黄海大东沟附近海域遭遇,进行了长达五小时的激烈海战。虽然北洋舰队和日本舰队都遭受了重创,但北洋水师失去了黄海的制海权,剩余舰船退至威海卫附近的刘公岛。
进入光绪二十一年(1895年),随着旅顺、威海等重要海军基地相继失守,被日本海军包围的刘公岛成为孤岛。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自尽,北洋水师或被击沉,或被俘虏,最终全军覆没。
九、马关议和
马关议和是甲午战争结束后中日两国之间的重要外交事件。光绪二十一年(1895年)初,双方的议和已经开始在美国的斡旋下进行。清廷先派出全权使节张荫桓与邵友濂前往日本广岛,希望与日本总理大臣伊藤博文和外交大臣陆奥宗光会面。然而,日方以张、邵二人所携带的全权委任状不完整为由拒绝交涉,并继续维持陆海两方面的攻势,暗示需要恭亲王奕?或李鸿章出面议和。
二月十八日,李鸿章在不愿意但无法拒绝的情况下被慈禧太后任命为全权大臣,前往日本山口县马关(今日本山口县下关市)进行议和谈判。尽管出前清廷已授予李鸿章割地赔款的全权,但他仍然希望能够争取更多的利益,与日方代表进行了反复辩论。因此,在最初的谈判阶段,双方陷入了僵局。
3月24日,李鸿章在马关住处的路上遭遇刺客小山丰太郎的袭击,子弹击中了他的左眼睑下方,但幸运的是并未击中要害部位。李鸿章迅恢复。这一事件引起了国际舆论的广泛关注,日方担心国际局势的变化会对自身不利,因此在和谈条件上稍微收敛。
3月16日(4月1o日),李鸿章伤势好转,双方进行了第四次谈判。日方代表伊藤博文表示,在赔款2亿5千万两白银(原本要求3亿两)以及割让辽东半岛、台湾和澎湖列岛的要求上不再让步,并对李鸿章说:“您面前只有‘允’与‘不允’两句话而已。”随后,日方以增兵再战进行威胁。李鸿章等人连电报请示,光绪帝最终同意签约,并命令“即遵前旨与之定约”。
3月23日(4月17日),李鸿章代表清政府与伊藤博文签署了《马关条约》。据传,在签字前的最后时刻,李鸿章曾对美国顾问科士达说:“万一谈判不成,只有迁都陕西,和日本长期作战,日本必不能征服中国,而中国可以抵抗至无尽期。日本最后必败和。”
根据《马关条约》的规定,朝鲜从原先清朝的属国变为独立国家;清朝割让辽东半岛、台湾岛与澎湖列岛给日本;赔偿军费2亿两白银;日本取得最惠国待遇,并在新开设的商埠享有自由从事各种制造业的权利。这一条约强化了日本在中国的资本输出,并对中国的经济主权造成了严重影响。
在谈判过程中,李鸿章私下向其他列强通报了交涉情况,促使不愿日本独吞辽东半岛的俄、德、法三国出面干涉,要求日本放弃辽东半岛。日本最终屈服,同意放弃辽东半岛,并接受清政府支付3ooo万两白银作为“赎辽费”。
十、出访欧美
甲午战后,李鸿章失去了北洋海军这一支柱,加上签订《马关条约》后受到广泛指责,最终被解除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职务,转入内阁办事。这一时期的李鸿章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政治压力和社会舆论的批评。然而,在此之前,由于俄国、法国和德国成功干预了日本放弃对辽东半岛的占领,清廷上下普遍将俄国视为潜在的盟友。李鸿章、奕?、翁同龢、刘坤一等重臣均倾向于联俄,清政府的外交政策也从“以夷制夷”转向“结强援”。
为了应对日本在东北地区的扩张威胁,清政府希望通过联合俄国来限制日本在华的进一步扩张。光绪二十二年(1896年)春,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举行加冕典礼,李鸿章被任命为“钦差头等大臣”,前往祝贺。这次出访不仅是对俄国的友好访问,也是李鸿章代表清政府进行的一次重要的外交活动。
李鸿章从上海出,经敖德萨到达圣彼得堡。在圣彼得堡,他先后与俄国财政大臣谢尔盖·维特、沙皇尼古拉二世举行了会谈。俄方提出了在清朝境内“借地修路”的建议,并承诺支持中国的领土完整。李鸿章在尼古拉二世的加冕典礼上被安排在席贺臣的行列,并于四月签订了《中俄密约》,规定中俄结盟共同对付日本,并同意俄国修建一条从西伯利亚穿越中国东北直达海参崴的铁路,该铁路口岸对俄国兵船开放。这一条约使东北地区成为俄国的势力范围。
完成俄国之行后,李鸿章继续访问了德国、荷兰、比利时、法国、英国、美国和加拿大等国,行程过9万公里。在德国,他受到了德皇威廉二世的高规格接待,并前往汉堡拜会了前相奥托·冯·俾斯麦。在荷兰、比利时和法国,他也受到了热情欢迎。8月2日抵达英国时,维多利亚女王授予他维多利亚大十字勋章。
8月28日,李鸿章抵达美国纽约,受到了美国总统格罗弗·克利夫兰的接见。在美国期间,李鸿章参观了独立厅、自由钟、美国国会、国会图书馆等重要地点。在纽约华尔道夫饭店接受《纽约时报》记者访问时,他表达了对美国《排华法案》的不满。9月14日,李鸿章从加拿大温哥华乘美国轮船起程回国。
这次出访,不仅使李鸿章亲身感受到了西方国家的强大和展水平,也让他对西方“立国政教”的理解更加深刻。在给亲信吴汝纶的信中,他提到:“所见过于所闻。”并总结了欧美国家“立国政教”的核心在于“上下一心,故能齐力合作,无事不举,积富为强”。
十一、伴食宰相
李鸿章自欧美归来后,满怀抱负地觐见了光绪帝与慈禧太后,他深刻描绘了欧美的繁荣强大,并基于中国的贫弱现状,急切地提出了改革图强的建议。然而,这些远见卓识并未得到统治者的充分重视,李鸿章本人也未获得期望中的重用。光绪二十二年(1896年),他仅被任命为总理衙门上行走,一个名义上参与国事、实则缺乏实权的见习大臣角色,因此被时人讥讽为“伴食之宰相”,意指其虽身居高位却难有作为。
在此期间,李鸿章虽无实权,但仍积极参与了多项重大外交事务,包括政治性贷款、租借土地等问题的谈判,并代表清政府与德、俄、英三国签订了关于胶澳、旅大、九龙的租借条约。尽管这些条约多为中国带来了不平等与损失,但李鸿章在外交场上的努力与周旋仍不容忽视。值得注意的是,在签订《中俄旅大租地条约》时,有传言称他接受了俄国的贿赂,这进一步加剧了他个人形象的复杂性。
在维新运动高涨的光绪二十年(1894年)至二十四年(1898年)间,李鸿章虽表面上持观望态度,实则内心对新政多有同情。他秘密资助维新派团体“强学会”,并在背后支持了一系列改革措施,如整军经武、振兴实业、废除八股、兴办学堂等,同时还保护了一些维新派人士免受迫害。
然而,随着维新运动的深入,慈禧太后等保守势力对变革的抵制日益加剧。光绪二十四年(1898年)七月,李鸿章被慈禧太后逐出总理衙门,失去了参与国家核心决策的机会。此后,他被任命为勘河大臣,负责黄河工程的勘查工作,直至次年二月返回京城,从此过上了闲居生活,心中充满了郁郁不得志的苦闷。
十二、积劳薨逝
光绪二十五年(1899年),李鸿章被清廷任命为商部大臣,但尚未启程,就又被改任为署理两广总督,负责镇压保皇党。在任期间,他一方面执行朝廷命令,逮捕保皇党人,另一方面又采取灵活策略,预留余地,暗中与康有为、梁启等人保持书信往来。
光绪二十六年(19oo年),北方义和团运动风起云涌,八国联军趁机入侵中国。面对这一局势,李鸿章在广东坚决反对慈禧太后对八国宣战的决定,认为这是“乱命”,并电报刘坤一、张之洞等人,建议采取权宜之计,维持各省秩序,稳定各国情绪。在他的支持下,刘坤一、张之洞等人与各国领事签订了《东南保护条款》,维护了东南地区的稳定。
随着北方局势的恶化,李鸿章被迫奉旨北上,参与与列强的谈判。他抵达天津后,与庆亲王奕匡一起,开始与十一国代表进行艰难的谈判。在谈判中,李鸿章据理力争,试图减轻中国的损失,但列强态度强硬,最终只能接受《辛丑条约》的苛刻条件。
由于早年马关遇刺留下的旧疾,李鸿章在谈判期间多次病倒。特别是在签订条约前夕,他因劳累过度和受风寒而吐血不止,病情日益加重。尽管如此,他仍坚持到谈判结束,签署了《辛丑条约》。
光绪二十七年(19o1年)九月二十七日,李鸿章在北京病逝,享年七十九岁。他的逝世引起了朝野上下的震动,慈禧太后也为之流涕,感叹大局未定,失去了一位重要的支柱。清廷对李鸿章进行了隆重的表彰和祭奠,赠官太傅,晋封一等侯爵,谥号“文忠”,并允许他在京师建祠祭祀。这是清代汉族官员中唯一一位在京师建祠的人。
李鸿章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和争议,他在晚清的政治舞台上扮演了重要角色,既为国家做出了贡献,也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和指责。